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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大氣污染防治需合理分配資金
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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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麗敏 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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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1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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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際情況來看，防治大氣污染仍需大量資金的投入，而如何合理分配資金也是關鍵所在。侯宇軒表示，分配資金主要依據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各地區的污染程度。第二方面是各地區的產業結構。
從實際情況來看，防治大氣污染仍需大量資金的投入，而如何合理分配資金也是關鍵所在。侯宇軒表示，分配資金主要依據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各地區的污染程度。第二方面是各地區的產業結構。
隨著國家大氣污染防治力度的逐步升級，各方對于其資金需求的討論也愈發熱烈。近日，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南京大學發布研究報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3—2017）實施的投融資需求及影響》，其測算“大氣十條”（《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的直接投資共需1．84萬億元。
事實上，去年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就曾公開表示，“大氣十條”實施之后，環保部預測全社會的投入要超過1．7萬億元。
而美國的戰略研究機構蘭德公司在今年一月份給出的研究報告中曾指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了國民收入的顯著提高，但中國也在背負著越來越沉重的環境污染成本。過去十年，中國環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0％。這一比例比韓國和日本高出了數倍，也遠高于美國的水平。
那么對于大氣污染的防治到底應該需要投入多少資金？又該如何計算？
防治大氣污染更需實際行動
據《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3—2017）實施的投融資需求及影響》作者之一的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環境政策部主任助理董戰峰介紹，投資需求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優化能源結構、移動源污染防治、工業企業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投資需求分別為2844．00億元、14067．66億元、915．44億元和615．72億元。
他說，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重點區域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的直接投資分別需要2490．29億元、2384．69億元與903．58億元。其中，京津冀所需投資最大的部分是工業企業污染治理，長三角和珠三角所需投資最大的部分是移動源污染防治。
中投顧問環保行業研究員侯宇軒對本報記者表示，由于我國大氣污染問題嚴重，污染治理很難做到一次性完成。他說，大氣污染治理普遍都是分階段性的，所需時間較長，并且治理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好轉后又惡化的問題，進而導致反復治理，使得治理成本加大。且治理后的環境維護也需要成本，所以預計治理大氣污染的成本高于1．85萬億元。“雖然從優化能源結構、移動源污染防治、工業企業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四個方面來給出預算是比較合理的，但計算結果有些保守。”侯宇軒說。
而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科學系主任宋國君則認為，防治大氣污染投資需求從理論上來說很難計算出來，可以計算的是空氣污染是否能夠治理以及污染所帶來的損失。如果污染可以治理，再預算污染造成損失之后，治理和減排一系列措施所需要的成本，應如此進行一項項地核算而非此種測算。此外，宋國君還強調，對大氣污染治理更為有效的防治，應該體現在更為實際的行動上。
尋求資金與合理分配資金是關鍵
目前防治大氣污染的資金投入又是如何？據了解，由于目前未能形成穩健有效的大氣行動計劃實施的投融資機制，而且中央財政投入規模（2013年和2014年僅為50億元、100億元）相比于實際需求仍落差較大，所以我國大氣污染治理仍然存在投資總量嚴重不足、過度依賴政府財政性投入、融資渠道單一等問題。從各地“大氣十條”實施的進程來看，不少省市并沒有配套實施的投資預算，融資機制也存在多方面的問題，沒有形成長效的融資方式。
在侯宇軒看來，防治大氣污染的資金不能僅僅依靠國家財政支出，雖然“大氣十條”出臺后的前兩年，中央政府分別投資了50億元以及100億元用于治理大氣污染，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的投入，總支出規模會更為龐大。但是，僅靠政府撥款還遠遠不夠，多數資金還是要靠社會投入。
侯宇軒建議，未來要建立一個完善的大氣污染治理專項基金，也可以讓PPP（公私合作模式）模式發揮作用，PPP能提高投資積極性以及融資效率。
宋國君表示，對于目前防治大氣污染資金投資短缺問題，應該先從了解需求入手。例如，企業在防治大氣污染過程中可以將自己所需的服務告知市場，由市場上的一些更為專業的機構來為其提供服務。通過市場，企業可以選擇最為物美價廉的服務，從而緩解資金短缺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做好相應的監管。
從實際情況來看，防治大氣污染仍需大量資金的投入，而如何合理分配資金也是關鍵所在。
侯宇軒表示，分配資金主要依據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各地區的污染程度。其具體情況可以用PM2．5、二氧化硫濃度等指標判定。
第二方面是各地區的產業結構。侯宇軒說，因為治理空氣污染不僅要治標，還要治本，要對重污染地區實行產業結構調整，淘汰掉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產業，扶持新興產業發展，而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他認為，防治大氣污染重點在煙氣脫硫、煙塵治理、汽車尾氣污染防治和有毒有害氣體處理四大領域。
當然，資金的分配也包括了國家對于防治措施中的一些補貼。“鼓勵各方治理污染不一定僅僅依靠給予補貼，從減免稅收入手會更為直接有效。”宋國君認為，補貼的額度、補貼領取等一些問題更為復雜，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去核查，一旦制度不夠嚴格或許會滋生其他問題。
隨著國家大氣污染防治力度的逐步升級，各方對于其資金需求的討論也愈發熱烈。近日，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南京大學發布研究報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3—2017）實施的投融資需求及影響》，其測算“大氣十條”（《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的直接投資共需1．84萬億元。
事實上，去年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就曾公開表示，“大氣十條”實施之后，環保部預測全社會的投入要超過1．7萬億元。
而美國的戰略研究機構蘭德公司在今年一月份給出的研究報告中曾指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了國民收入的顯著提高，但中國也在背負著越來越沉重的環境污染成本。過去十年，中國環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0％。這一比例比韓國和日本高出了數倍，也遠高于美國的水平。
那么對于大氣污染的防治到底應該需要投入多少資金？又該如何計算？
防治大氣污染更需實際行動
據《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3—2017）實施的投融資需求及影響》作者之一的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環境政策部主任助理董戰峰介紹，投資需求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優化能源結構、移動源污染防治、工業企業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投資需求分別為2844．00億元、14067．66億元、915．44億元和615．72億元。
他說，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重點區域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的直接投資分別需要2490．29億元、2384．69億元與903．58億元。其中，京津冀所需投資最大的部分是工業企業污染治理，長三角和珠三角所需投資最大的部分是移動源污染防治。
中投顧問環保行業研究員侯宇軒對本報記者表示，由于我國大氣污染問題嚴重，污染治理很難做到一次性完成。他說，大氣污染治理普遍都是分階段性的，所需時間較長，并且治理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好轉后又惡化的問題，進而導致反復治理，使得治理成本加大。且治理后的環境維護也需要成本，所以預計治理大氣污染的成本高于1．85萬億元。“雖然從優化能源結構、移動源污染防治、工業企業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四個方面來給出預算是比較合理的，但計算結果有些保守。”侯宇軒說。
而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科學系主任宋國君則認為，防治大氣污染投資需求從理論上來說很難計算出來，可以計算的是空氣污染是否能夠治理以及污染所帶來的損失。如果污染可以治理，再預算污染造成損失之后，治理和減排一系列措施所需要的成本，應如此進行一項項地核算而非此種測算。此外，宋國君還強調，對大氣污染治理更為有效的防治，應該體現在更為實際的行動上。
尋求資金與合理分配資金是關鍵
目前防治大氣污染的資金投入又是如何？據了解，由于目前未能形成穩健有效的大氣行動計劃實施的投融資機制，而且中央財政投入規模（2013年和2014年僅為50億元、100億元）相比于實際需求仍落差較大，所以我國大氣污染治理仍然存在投資總量嚴重不足、過度依賴政府財政性投入、融資渠道單一等問題。從各地“大氣十條”實施的進程來看，不少省市并沒有配套實施的投資預算，融資機制也存在多方面的問題，沒有形成長效的融資方式。
在侯宇軒看來，防治大氣污染的資金不能僅僅依靠國家財政支出，雖然“大氣十條”出臺后的前兩年，中央政府分別投資了50億元以及100億元用于治理大氣污染，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的投入，總支出規模會更為龐大。但是，僅靠政府撥款還遠遠不夠，多數資金還是要靠社會投入。
侯宇軒建議，未來要建立一個完善的大氣污染治理專項基金，也可以讓PPP（公私合作模式）模式發揮作用，PPP能提高投資積極性以及融資效率。
宋國君表示，對于目前防治大氣污染資金投資短缺問題，應該先從了解需求入手。例如，企業在防治大氣污染過程中可以將自己所需的服務告知市場，由市場上的一些更為專業的機構來為其提供服務。通過市場，企業可以選擇最為物美價廉的服務，從而緩解資金短缺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做好相應的監管。
從實際情況來看，防治大氣污染仍需大量資金的投入，而如何合理分配資金也是關鍵所在。
侯宇軒表示，分配資金主要依據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各地區的污染程度。其具體情況可以用PM2．5、二氧化硫濃度等指標判定。
第二方面是各地區的產業結構。侯宇軒說，因為治理空氣污染不僅要治標，還要治本，要對重污染地區實行產業結構調整，淘汰掉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產業，扶持新興產業發展，而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他認為，防治大氣污染重點在煙氣脫硫、煙塵治理、汽車尾氣污染防治和有毒有害氣體處理四大領域。
當然，資金的分配也包括了國家對于防治措施中的一些補貼。“鼓勵各方治理污染不一定僅僅依靠給予補貼，從減免稅收入手會更為直接有效。”宋國君認為，補貼的額度、補貼領取等一些問題更為復雜，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去核查，一旦制度不夠嚴格或許會滋生其他問題。
